中山市昔日的柴炭业

  在民国二十四年间，邑人杨子毅知县政时，对教育文化尤多建树，如修县志、刊印香山诗略、在各区镇设立阅书报社、中、小学校，盖欲重振邑中文治自任也。建设方面，曾拟将县治迁置于县西北小榄属之莺哥咀地方，以该处濒临西江，河面辽阔，四通八达，可通巨舶，运输载重的方便，倍于岐河。为使规划加速进行，决定先开辟公路，以利进行，但需款不赀，采取诸员用诸民之策，向公路所经过之田亩征收筑路费，又以公路所过之土地，自然涨价，取出之筑路费，足可补偿而有余；用作筑路之土地，则公议折价入股，作为投资；应征之筑路费，则责成公路所经过之区乡，负征收之责，同时分派设计与测量人员至现场，规划布置建设规模，如码头仓库、衙署道路、工业、商业、住宅与各项公共设施等项布局，一时齐头并举。冀望短期有成，岂料事与愿违，被反对者指为劳民伤财，过事更张，非当务之急而罢之。杨氏亦因是离职。所征收之筑路费，有留区未上缴者，则有挪作别用。剩余部分，如何处置，无从得知矣。

  十年浩劫后，中国的国民经济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摆在全党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振兴经济，挽救民生。各级官员们到港澳考察，到欧美考察，交给了中央一份《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报告》强调：发达国家的先进设备和技术，对港澳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报告》提出：可借鉴港澳的经验，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逐步将其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客人的游览区。

  1979年4月，在听完广东省委负责同志的汇报后，邓小平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经过充分的研究和论证，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宣布建立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总设计师的设想变成了现实。《纽约时报》以节制的惊叹写道：铁幕拉开了，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

  这是一段过去了不久、人们还熟悉的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历史。一般地说，建立经济特区，是邓小平同志的倡议和创举，但是，如果翻阅一下《香山明清档案辑录》一书，我们就会发现，这话未必准确，因为，在清末民初，便有香山人提出建立“经济特区”的想法，且看下面的一则史料。

  清末宣统元年（1909年）二月，香山县绅商伍于政、王诜、戴国安、冯宪章等人，要求择地自开香洲商埠，以兴商务而裕民生。两广总督张人骏将他们的请求上奏朝廷。

  伍于政等人为什么要提出“择地自开商埠”？从张人峻所上送的咨呈中可知原因：粤东商务发达，户口殷繁，有人满之患。海外华侨成千上万，想回乡则无产可置，无地可栖，所以，开辟市场及供置业之区，显得尤为重要。探得县属沙滩环地方，内河外海，背倚群山，地势宽平，土质坚洁，东西约四五里，南北约六七里，北而省门，南而港澳，轮艘均可直达，渔船、商艇则有河汊为停泊之区。伍于政等认为这是天然商场，可即划定地段，与各商家立约定租，辟为商埠，名曰香洲，四人自备经费，并召集外埠各商分别认助，以资开办。

  张人骏认为，西洋各国首重商务，不惜广开口岸，以此收到巨大的经济利益。中国则限于财力，开办艰难。自中外通商以来，各省官辟之商埠如武昌、济南、南宁等处，稍占先着，勉得利权，而绅民自立商埠者尚未一见，今伍于政等倡为此举，其热心公益固为最主要目的，而于归国侨民，尤为利便，一定能厚集资本，维系商家，他日这商埠的振兴，可以预测。当此试办之初，又为向来未有之创举，似宜在政策上放宽，以期乐兴图成。  香山县绅民自办商埠一事，在当时中国“尚未一见”，属于创举。清政府的农工商部以及外务部正为此事展开可行性研究。消息传开，商家欣喜，尤其是归国侨民，更多喜色相告。他们怀有一定资本，乐于在家乡投资办实业，香洲商埠正是他们投资创业的理想之地。他们认为，商埠既开，要提高其竞争能力，以开无税口岸为上策。南洋各埠以及香港皆用此法，商业最旺。中国商务从无无税口岸，甚为缺憾。不如就以香洲商埠为试验，并开辟香港至香洲以及澳门至香洲的航线。伍于政等人，结合清朝的法律，参照香港的做法，就免税界限、管理规则、理船章程、保护办法等四项制定了政策。

  香山县绅民自开商埠一事，在当时中国已属于创举，而将所开商埠再要求作为无税口岸，更无先例。当时，虽有香港、澳门、广州湾、青岛、大连等先后有过开辟自由港、无税口岸，但它们都是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地租借地上进行的殖民主义事业。而香洲口岸，则是中国人自行提议开辟的。清政府的农工商部以及外务部正为此事展开频繁的协商。数月来，电文不断。最后，因事关重大，还是决定由税务处指令总税司，于粤关税司内选派干员前往查勘，研究详细章程后再行核定。

  在此后的两年中，九龙关税务司夏立士，与香洲埠总理王诜等，就如何将香洲建为无税口岸一事作调查研究。宣统二年（1911年）十二月，两广总督增祺为香洲开埠事致外务部咨呈，附有六个文件，其中夏立士的研究报告，认为香洲不宜设为无税口岸，理由是，中国各处商民贩运来往货物，过去没有不完税的，而完税定章由来已久，今若特准一埠无税，恐怕各处人民难免不说政府有厚此薄彼之议，似有失公允，难以服众。夏立士还认为，商埠的兴旺衰落，与有税无税没有关系。关务处的禀文，则认为香洲的地理位置及土质恶劣，作为商埠，前景暗淡；“若再开一无税口岸，则又何异辟多一处漏税之门”。

  但是，广东布政使司陈夔麟等的禀文，代表了香山县士绅与民众的呼声，则极力支持香洲作为无税口岸，对各方的疑问和责难，他们一一加以反驳。他们认为，香山县为适中之地，所有港澳巨商以及出洋贸易者以此都人为最多；若一经成埠则商贾云集，货物屯聚，当可日新而月盛；将来广澳铁路建成，犹可得交通便利之益。香洲外之海底实为泥质并非沙质，一经疏通，便可作港口之用。香洲介乎港、澳之间，一为有税一为无税，不利商埠的发展，香洲亦应定为无税口岸；香洲所免之税，并非内地之厘税，系属外来之货物……

  香山绅民的合理并富于创新的要求，也感动了两广总督增祺，为此事他上呈外务部以及朝廷，恳请将香洲定为无税口岸，以兴商业，顺应民情。朝廷下旨，指令税务处等部门协同会议辟香洲商埠暂作无税口岸一事。但是，由于香洲邻近港澳，定为无税口岸，影响港澳利益，港澳当局甚为不悦。会议悬而未决。数月后，武昌首义，辛亥军兴，清朝灭亡，此议便也流产。

  时光又过去二十年，曾是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的香山县唐家湾人唐绍仪，1929年至1934年间，出任中山模范县训委会主席兼中山模范县县长。在此期间，唐绍仪秉承孙中山的遗愿，致力建设家乡。他提议，开辟中山港无税口岸，筹建中山港区及其配套设施。他按照孙中山当年的规划，在唐家湾辟港，他希望将中山港开辟成一个可以停泊5000至2万顿级轮船的南方大港。他认为建设中山港无税口岸，对外可以抵制港澳商业，挽回民族利权；对内可以连接西南各省，并成为广东的一扇门户。在唐绍仪的极力要求下，南京国民政府于1930年5月公布，辟唐家湾为无税口岸，以60年为期，定名中山港。

  之后，唐绍仪即着手筹建港区，制定中山港总体规划，未来的中山港，有机场与铁路与外界连接，将带动航运业、工商业、旅游业等。这规划，使港澳当局震惊和担心。唐绍仪将县政府迁至唐家，方便办公；他多方招揽人才，参与建设，并不辞劳苦奔走各地，作宣传鼓动，吸纳资金。但是，由于当时国民党新军阀之间展开内战，中央政府并没有过多支持；主政广东的陈济棠，也不满中山县直属中央而无法占据这块肥肉，常常加以干扰破坏。于是，唐绍仪的鸿图大计难以实现。1934年10月，就在中山港建设正如火如荼之际，他因县兵索饷“兵变”而被迫去职，中山港工程也半途夭折。

结束语

  清末的香山县绅民倡议的香洲无税口岸，以及上世纪30年代唐绍仪筹建的中山港无税口岸，都未能成功，但是，他们的提议和实践，在当时的中国，都属创举。这充分体现了香山人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

  可以告慰香山的先民，告慰孙中山先生、唐绍仪先生的是，80年代，春风劲吹，原属香山大地的珠海被开辟为“经济特区”，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创造了今日的建设神话。珠海经济特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中山市，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一国两制的典范。中山港、香洲港、高栏港，珠海机场、广珠铁路，以及无数的经济开发区，都出现在这块古老的大地上。

  今日的香山人，应该发扬“博爱、创新、包容、和谐”的精神，继续谱写辉煌的篇章。